三更论坛文艺版『 网海文摘 』 → 在农村大有作为系列(知青回忆录·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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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农村大有作为系列(知青回忆录·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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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穷笼罩

  插队前在家的生活衣食无忧。我们小孩个个吃得体壮肠肥。莫旗土沃粮丰的那地场儿,玉米大豆小米土豆“可劲儿造”,那里是人穷肚不穷。在临涣我才结结实实看见了啥叫穷。
  因为人多地少粮食年年分不够吃,所以就大面积地种植红芋(白薯)。红芋产量高,每户能多分点充当粮食填肚子。爸爸说他小时候吃的主食也是红芋。五十年过去了,红芋仍然是这里老百姓的当家饭,还有顺口溜“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白薯,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在粮店买一大堆,不是用来当主食的,而是调剂口味的零食。三年困难时期,妈妈机关食堂做纯白薯面的卷子,面黑得像非洲人的皮肤,里面有点油盐,那时整天饿得晕头转向的,觉得这卷子非常好吃,经常舍不得吃,用马粪纸(手纸)包起来装进兜里等放学饿了再吃。
  为了粗粮细做,这里把红芋用一种专门的工具叫“红芋嗖子”唰唰地嗖成片晾晒。一到夏末,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院子里晾满了白花花的红芋干。晾干后用碾子一磨就成了灰蒙蒙的红芋面,再和黄豆面掺合一块儿擀面条。我纳闷不放白面的面条能筋道吗,吃后才知道虽不如白面做的面条筋道,倒也不断条,只是黑乎乎的不好看味道也怪怪的。黄豆用来做豆腐、豆制品、豆浆真是美味无比,而一经“肢解”榨成黄豆油,烧热后那股难闻的味没吃饭先倒了胃口;再经“五马分尸”磨成豆面和红芋面做面条,可以想见是什么味道了。城里人毛毛病病的,嫌乎这味那味,挑肥拣瘦。农村哪儿有品种繁多花样翻新的东西让你挑吃,有红芋面吃是好的了(饿毙人的五九年,我苦难的老家连红芋秧子都吃不上)。
  这里上海知青的肠胃可靠惨了,吃不惯红芋面,只好忍痛用大量红芋“高价”换少量的大米白面换口味。
  那时家家户户都是喝这种红芋黄豆面条。他们不叫吃面条叫喝面条。吃是吃不起的,干干的一大碗那得费多少面啊,只能连汤带水弄个虚饱。毛泽东在困难时期说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临涣人闲时忙时都吃稀,用一肚子稀食来承重一天的劳累,人人练就一幅对付饥苦的钢肠铁胃。偶尔也有人家用大鏊子烙馍吃。烙馍就是把黄豆面、红芋面、白面三面合一擀成一个大单饼在鏊子上烙熟。日子过得舒坦点的人家(那必定是家里有一个半个吃皇粮挣工资的人家),在饼里加上各种菜肴卷成卷香喷喷地吃进肚,穷人家也把它卷成卷儿,但里边什么也没有,就着黑乎乎的撒了点菜叶子的杂面条汤呼噜噜吃进肚。这算好的了,有干有稀。
  除了红芋能多分,其他毛粮每人每年也就分个百十来斤。人口多的,尤其是小孩多的家庭似乎就合适点,因为小孩跟大人分的数量一样多,然而小孩吃得可不如大人多,大人沾了小孩的光可以多吃几口饱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啥都计划,就是不计划生小娃儿,所以为什么农村家家户户孩子一大堆,因为生一个小孩可以换来一份口粮。他们不考虑将来的沉重负担,只顾解决眼前饱肚问题。
  这情景在城市里也有。我一个朋友的爸爸,是一个资格非常老的革命干部,他不断地与上层的大人物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就不断遭到惨烈的政治迫害和不公正的生活待遇。生活上只发给他家每人一二十元生活费。他曾经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会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生一个孩子就能得到一份生活费。
  有一次分玉米棒子,每人才分二十斤,因我是独身受到照顾多给了三十斤,一共五十斤。我扛着本应该是两个半人的玉米沿街走着低着头像做了贼眼睛不敢斜视,觉得满街扔过来的眼光都是嫉妒、不满、甚至愤怒。平日干活时经常灌进我耳朵里的话是;你多好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愧疚难当,恨不得赶快有个“全家”,加入他们贫穷的行列。
   依旧贫穷
  92年我和爸爸回老家,住在舅姥爷余文忠家。余文忠是小学退休老师,每月有点退休金,他的儿媳妇张士云是小学老师每月挣点薄薪。在老家只要每月有哪怕不多的收入,比起困顿的家庭日子过得不能说流油起码温饱没问题,余文忠家就属于温饱型的。
  运田表叔是较远的亲戚和余文忠住在一个庄子里,两口子都是农民,有三个上学的孩子,日子破落的让人寒心。家里除了床什么家具也没有,孩子们趴在窗台上做作业。我从济南带了两大包衣服,两个小男孩当即就穿上分给他们的衣服高兴得满村跑。我看着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他们能有换洗的衣服了,心酸的是这些衣服仅仅是些运动服、校服和旧衬衫,是姐姐的儿子淘汰给我女儿,我女儿不稀罕穿的衣服,他们穿上却像过年一样高兴。
  表婶靠逢集卖点牙膏肥皂等小日用品挣点钱维持家用,运田表叔养了一匹牲口帮别人拉个脚运个货补贴家用。
  有一天,表妹冬梅在拉风箱做饭,我想看看那么窘困的一家人究竟吃的什么饭。走到冬梅身后探头一看,顿时心呼呼地往下沉——一大锅米粥冬梅正在往里撒碎菜叶子,也就是说饭菜都有了。冬梅见我发现了她家的“隐私”,好看的脸上被尴尬的红晕罩着,我随便搭了句腔就走开了,心里好生难过,他们仍然吃着七十年代我离开老家时的饭食,只不过黑乎乎的杂面汤换成了白米粥。表叔表婶要从自己身上榨出能提供三个孩子上学的血汗钱,不难解释锅里掺着菜叶子的粥。但是菜叶粥怎能拱大正在疯长的需要各种营养的身体。两个小表弟又黄又瘦,脸上挂着地图样的癣,这是因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和肚里的蛔虫造成的。在北京,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经常能见到这种挂在人们脸上的癣。
  三个孩子在困境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完成了学业,先后都考上大学了,这在整个临涣都是奇迹。
  十年后表妹冬梅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高薪供职,表弟冬松在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京城教书,小表弟柏树在黑龙江理工学院读书。贫困中摔打出来的孩子个个有出息,表叔表婶也能安享晚年了。稍微遗憾的是因儿时的营养不良,发育不通畅,没能让两个表弟长成他爸妈一样的高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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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地,骂地

  老同志说穷则思变,您不给变的条件,人们的实际生活总跟您老宣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拧着劲儿。农民在地里刨着希望,血泪汗流干了连顿饱饭也没刨出来。穷则变饿狼,饿狼变田鼠。
  我不知道别的队偷地是啥景儿,民主三队偷地的景儿真真叫个是“透明地偷,明白地抢”。秋收时节尤为厉害。
  三队的社员上工时除了老爷们以外,那些老娘们、小媳妇全都假模假势地挎着粪箕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上下工的路上拾点粪割点草,实际上他们挎的是偷地的武器。
  三队干活歇歇儿次数多是有名的。有些安分的妇女把家里的针线活拿到地里,穷地方的活无非就是纳鞋底,牵鞋帮子,补破衣烂衫;不安分的歇歇儿时没了人影儿,赶到回来时,粪箕子上盖了草或衣服,看不见里边盛的啥玩艺儿,人们都心领神会,都有田鼠偷地史,谁也不去揭短。
  有一次,安排女人们到地里给公家捡没割干净的黄豆,放眼望去满地都是人们干活不认真遗弃的剩黄豆棵子。队长规定,捡的黄豆一律堆放在地头。手痒痒的女人们那听那一套,一边懒洋洋地给公家捡着一边顺手牵羊地往早已准备好了的粪萁子、布口袋里塞黄豆。
  李广福是三队队长,长得敦敦实实,脸上有明显的健康光泽,有别于他领导的脸皮子贴着牙床子的穷苦社员们——毋庸置疑,生活上过得去。
  广福不知是第几任队长了。民主三队是个烂摊子,谁接手都弄不好,广福也不例外。广福老实,治队无方又不敢得罪人。人们饿得两眼放凶光,脾气大得很,一点小事就蹿高骂地,广福可犯不上惹他们。
  这次见女人们在地里明偷开了,兔子急了也咬人。广福一反平时的好脾气,急吼吼地走来走去骂完这个熊那个。广福骂道:“偷吧,你个小舅子降(生,发‘讲’音)的,拿家走吃吧,噎死你们个丈人降的。”骂的都是娘家门的人,女人们嘻嘻哈哈地根本不理会,任广福气得呼哧乱喘。最后广福妥协宣布:捡了算自己的。话音一落,女人们像被撵的兔子飞快地在地里跑起来抢成一团,看的我是目瞪口呆,有几个从学校毕业回乡务农的年轻人也非常不屑地白眼撇嘴。
  古代先人都知道,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意思是说,天下不怕没有财富,只怕没有人去管理它们。
  这次抢地风波过后,广福狗急跳墙定“管理制度”了,很简单——偷一斤罚五斤。
  这两天起(收)红芋,分红芋。人们恶习难改,就像瘾君子离不开毒品一样,仍然有不少人无视制度还在偷。队长抓了一个平常大家都不放在眼里,好欺负的小丫头毛香,罚了她120斤红芋,也就是说她偷了24斤红芋。毛香家可惨了,她爹有病,干不了很重的农活,她娘在家料理家务照看毛香的弟妹。她就是家里的壮劳力。
  毛香想巧,可能觉得24斤红芋吃仔细了能解决全家大小一个礼拜的口粮。捉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下可好,120斤红芋相当扔了好几个礼拜的口粮。毛香傻眼了,哭哭啼啼,害怕回家挨骂甚至挨打。人们木障障地看着,没有替她说情的,也没有人上前劝劝毛香。我同情毛香,但是面对饿肚子的穷人,我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饱汉子”却不敢主持正义。
  毛香以为偷盗之风还有惯性,定的制度不会马上执行。毛香太弱,不知人心险恶。定制度前大家偷的平起平坐,定了制度就内外有别有针对性了。队长美其名曰——杀一儆百。队长不敢得罪那一百,可怜的十几岁瘦得像“小寒鸡”似的毛香被队长轻轻的提溜起来,然后重重地扔在地上。毛香成了队长软弱无能的牺牲品。
  过了两天,仅仅是两天啊。偷地大戏又开演。
  还是起红芋。毛丫(老家女孩乳名叫毛x的很多)在众目睽睽下偷了将近半麻袋红芋,这当儿队干部也在场。一个岁数大点的女人老英儿劝她说,定了制度你还这么干,你胆子真大,你不怕别人有意见吗,别人看你偷也跟着偷不乱套了吗……毛丫不听劝,把她娘拽过来冲着老英儿破口大骂。老英儿当然不示弱,也狠狠地骂将过去,故意给队干部看,觉得你们都在场,我主张正义,看你队干部怎么处理吧。那娘俩不是省油的灯,觉得老英儿在众人面前扯了她们的面子,满脸通红青筋暴跳使足了浑身劲儿,把各种花花的骂词从抡圆的骂舌上哗哗地喷泻出来,身子里外的器官多处被照顾到,骂得可生动……
  毛丫娘俩故意撒泼卖恶,知道这通骂对干部们有着震慑作用。果然,几个大老爷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吭声的。当年,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队干部就是这样无原则。姑息犯罪的人等于贪污人民的劳动果实,我恨死了这种行为……我气得心里像堵了东西,同一个天下都是贫下中农,都是饿肚子的穷人,对毛香是那个态度,对毛丫是这个态度”……
  过了两天,我到广福家的磨房推碾子磨玉米,见了广福嫂子,跟她说起这事儿处理得不公平,社员有意见呢。广福嫂子说,你说咋弄啊,没法儿弄啊,人家恁厉害,你广福哥治不了啊,你广福哥摊这么个小舅子烂队,俺们都愁死了,早就不想干了……
   偷的感悟
  小偷杀人放火越货。人们恨偷、怕偷、躲偷、骂偷、抓偷、判偷甚至打死小偷……一个偷字把现代人生活搅得乌烟瘴气,把本该平静的生活河面拍打得浪花翻滚鱼蟹不宁。
  写完民主三队偷地风波,我翻开辞典急于想知道“偷”字去掉人旁边的“俞”字是如何解释这生生不息的“偷”的。
  词条“俞”第一个解释为:应允。
  第二个解释为:安,安然。我不禁心中大笑,中国汉字太有意思,太伟大了。古人把它造得那么寓意深刻,合情合理。且不论第二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古人通情达理地定为——俞加上人为偷,也就是说,应允人去“偷”。你心平气和地分析这个应允(说白了是允许),这个偷,就会突然发现,所有的行为存在都是有着它深层的国家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的,经济、生活原因……偷,也合理地等同于社会上所有行为的存在。可能我的理解胡搅蛮缠了,但在我混沌的思维中觉得“偷”这个行为自古以来绵绵不绝地存在,肯定有着我等无法解释清楚的深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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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穷志不短

  我们队有个菜园子,是民主三队的“第二产业”。靠种点菜逢集出售挣点小钱维持队里的财政开支。菜园子是周维广和毛利父女俩管理,活忙了就由队长派劳力过去帮把手。菜不能像分粮食一样分给大家,得掏钱买。三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买不起,尽管它比集上的菜要便宜点。因而,经常有人下工后不回家,绕道溜进菜园,想占点便宜,比如不花钱要点菜或压低价钱买点菜……
  周维广和女儿毛利是从南京被遣返回临涣老家的。那年代,不知备哪门子战,要疏散人口。把城里的干部轰到五七干校,把学生轰到农村。连元帅领袖都轰到小地方给软禁起来,就更甭说老百姓了。你如果有点“历史问题”或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或把你轰回老家去,还美其名“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维广有文化,人正派,没有狭隘的农民习气。父女俩的生活也很艰难,来临涣四五年了,生活在经济落后,风气败坏的民主三队,他们不向困难低头,不随波逐流。佼佼者易污,而维广管理菜园子,从没见他往家拿过一根菜叶,大家有目共赏。
  ……维广对付来讨小便宜的人很是耐心,总是操着南京普通话夹杂着临涣土腔给人们讲道理,劝人们不要如此不要这般,让大家都应该维护队里利益,哪怕利益仅有一点点,时间长了就能滚成大利益……后来,人们不仅不给维广找麻烦,农活闲了还会去菜园帮维广干点杂活,比如薅个草啥的。我也喜欢到菜园干活,听听维广谈天说地,跟毛利说说话。倒不是因为我也从大城市来,而惺惺相惜。人之相悉,贵在悉品。我觉得毛利贤良正派又孤独,所以喜欢找她拉拉呱,给她解解闷。毛利话不多挺文静,总是笑眯眯的,有大城市女孩的风范,跟队里那些满街串满地里泼的小丫头没法比。
  维广热心又善良,队里出个什么事啦,人与人之间打个架闹个矛盾啦,维广都要出面讲道理做工作,妥妥善善把事情解决好平息掉。大家都喜欢他,觉得他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明事理,心中有杆秤,有事首先想到找他。人们最爱挂在舌头上的话是:“你问维广是不是这理儿”。十年后我再回老家,维广已经担任镇上的调解委员会主任了,仍然是一身正气,更加忙忙活活。
  ……我们帮维广干活,维广挺过意不去,有时干完活不让大家走,支起大黑爆米花筒,烧上自家带来的碳,放进自家带来的玉米粒或干年糕块,给我们这些馋嘴丫崩爆米花吃,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了,大家都耐心地等着那一声巨响,然后扑向那白花花香喷喷的玉米花或年糕酥块,海吃一通再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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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

  在临涣过中秋好惬意。老百姓特别重视过旧历节,一大早,队长大喇叭里吆唤——放假一天。人们都蜂拥到集上采买过节填嘴物。
  我觉得没事可干,为打发无聊就跑到菜园子帮维广干活去了。
  维广真敬业,一大早就在菜园里干活。我去时,已经有几个人早上没吃饭就帮维广来干活了。大家边说笑边薅草。没干多会儿,维广就轰大家走,说中秋了菜园也放假,快赶集买菜回家过节。我、金秀、半大小子中华三个人没走,因为维广说要给我们崩爆米花。
  快晌午头了才回家,见陈龙卿大爷坐在邻居广华家等我,请我去他家吃中饭。
  陈大爷是石林叔的大哥,六十有四,在临涣医院当大夫,是名震十里八乡的老中医。腰板挺得倍儿直,身体恁好,一口整齐的白牙预示着胃口也好。
  如今陈大爷还健在,已是九十六福寿了。陈大爷那时给我的印象就是四平八稳,成天笑呵呵的,像个笑弥勒,心态好着嘞,能不高寿吗。可惜陈大娘早已作古,我在临涣时陈大娘身子骨就不算硬朗。
  因为石林叔的托付,陈大爷经常关照我的生活。
  我被人羡慕“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同时也被同情着——“一家大小吃饱饭,独身一人饿肚肠”,这也是老乡常对我说的话。
  陈大娘看我一人过日子不易,时不时的让儿子钦铎或闺女瑞星喊我去她家吃顿顺口饭。我过意不去,也经常帮陈大娘干点活,陪陈大娘拉个呱儿伍的。
  陈大爷挣工资,所以家境殷实。大儿子陈钦成也是公家人,在海孜公社医院当医生。
  在临涣只要家里有个吃皇粮的公家人,哪怕每月只挣一二十块钱,也比干捞碗的吃农业饭人家的日子好过得多。我没事就爱查户口似的把别人家的情况打听个底儿掉,倒不是关心人家的“隐私”,只是想知道这家有没有公家人,如果有,觉得这家人日子好过点,能吃上肉和菜,心里特安慰,替这家人高兴。然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里没有公家人,所以我心里总是灰灰的。
  我帮陈大娘杀了两只小鸡。中午吃的是烙馍、小鸡炖猪肉、辣椒炒肉、藕丝炒肉。
  中秋团圆节,海孜公社的大儿子钦成和媳妇也回来了。晚上,陈大爷仍请我,说晚饭才是正式过节。现在上人家吃饭都兴大包小提溜的送,我那时一无所有,光“提溜”着嘴去陈大爷家。
  那时的民风古朴,不需要你绞尽脑汁去想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去设计你送给我礼,我应该还给你什么样的礼……如果你路过农村,走累了饿了渴了,去敲老乡的家门,人家肯定会热情招呼你吃喝,让你歇够了再赶路。反之这些行为要放在城里,城里人心里的不悦会通过嘴上的质疑、不信任的眼神,脸上一整套狐疑的表情反映出来……我想不用描写众人也知道最后会是啥结果。所以先人只让“乡亲”这词儿出世,而没有给“城亲”开户,原因就在此了。
  晚饭又是一桌丰盛大席:排骨、炒腰花、炒猪肝、小鸡、拌豆角……长时间的一个人吃饭没滋没味,吃了这两顿饭比过大年还美。
  晚上,队里放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优美动人的旋律,扣人心魄的情节,看得我忘乎所以。乡亲们却嚷嚷说看不懂,拉呱说话的乱哄哄,没耐心的索性提溜着板凳走了。
  第二天,又放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老乡们还说看不懂,太乱,没意思,不好看。真笑死我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都特公式化,有啥看不懂的,可能情节用的是倒叙手法让乡亲们如坠云雾山中。文化革命把城里人的文化都割没了,更别说农村。结果散场时哩哩啦啦的只剩几个人。
  第三天,还放电影,是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这回大家爱看了,因为总算和农村沾点边,而且朝鲜人的脸面也和中国人相像,老乡们乐于接受。另外,满山的苹果树啦,肥礅礅的胖大嫂啦,六百工分啦,低级庸俗的打情骂俏啦……我观察了一下,这次没有人再“抬腚抽凳”溜号啦。
  看来我的家乡还有点“文化素养”,中秋节连放三天电影,还是外国的,尽管无人喝彩,毕竟比当局来回揉搓的《地道战》、《地雷战》、八个样板戏好一点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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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爹之死

  毛爹死了,是因为长期受苦受累加上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派生出好多病——肝硬化、胃病、肺气肿、哮喘、心脏病……
  大热天的,毛爹身穿破烂的棉衣棉裤,脸色灰白青黑,没有一丝血色,四十多岁的人七十多岁的脸,身子像一片薄纸软塌塌地靠在自家门框晒太阳,说一句话要喘三喘,走起路来像随风飘荡的枯树,
  起初毛爹干农活不管(行)了,照顾他去烧沥青。灼热毒气劳累一点没给“照顾”留面子,加速激怒原本就千疮百孔的病体。没钱看病,没钱吃营养品,天底下一切原本应该让毛爹也能让毛爹享受到的,全没有。屋里屋外除了软床子就是随处可见的红芋干。最终,毛爹带着满肺的有害物质,被红芋涮的没有一丝油星的烂肠胃和再也压不出新鲜血液的衰败心脏走了。
  毛爹的生命轨迹是成正比例的——穷、累、饿、病、死。
  毛娘带着三个未成年的不谙世事的娃子请了两个人把裹着破布的毛爹埋葬了。毛娘不见悲哀,男人活着没让全家人过上一天好日子,反正他死他活这日子都穷,都是吃红芋面红芋馍,所以也就没啥念想了。
  穷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同情;富人与穷人之间,赶上富人发生同情心,有时还能以钱相助。然而,家乡父老人人都穷,谁都拿不出银两杀贫济穷,各自只顾奔个自的命。人人穷得血都冷却了。毛爹在没有关爱,没有捐助,没有慰问,没有抚恤……总之没人过问的惨况下去了,像没了一只猫一只狗,像寒风吹走残叶一样。
  村民特麻木,特坦然。也有人感叹,“唉,过了十五年了,咋还能穷得丢了命呢。”
  “五九年都挺过来了,有饭吃了,到没命了。”
   “毛爹吃的那叫啥?一辈子没吃过一口好东西。”
  “可不,糊弄肚子呗,有食没实,干着牛马活,还不赶牛马吃得实在呢。”
  “唉,剩下娘儿几个可咋弄啊,老的老小的小的。”
  “他大伯在濉溪工作还不帮几个。”
  “救急不救贫啊,他大伯挣那几十块钱养活一大家人也紧熬呢,咋帮呀”
  “唉,天命呀。”……
  没人骂娘,人们非常宽容平静地议论着。
  这家人就是我前文提到过的小毛香家。小毛香还有一弟一妹,爹死后她更是全家的顶梁柱了。可怜啊,瘦得像小寒鸡似的十几岁的小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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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戾恣睢

  人们说的“过了十五年了,咋还穷得丢命呢”,指的是十五年前的1959年。
  1959年发生了什么?那个阴风晦雨,风刀霜剑的年代,当今五十岁往上的人应该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却的。
  灾难侵袭到北京城还晚些,时间是在六零年左右。而拥有土地能种万顷粮田的农村却提前陷入苦难的深渊。
  那时,城里人也在饿肚子。我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学习很好。一次得了猩红热一两个月没上学,病好后上学考试还得了双百。而到了挨饿的1960年,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每天都饿得我上课六神无主老走神没心思听讲,心里老惦记着中午机关食堂那棒子面发糕和白薯面黑馍馍,吃了上顿想下顿的。一旦想吃比向学努力,别人我不知道是何心理状态,至少我那时确实是不敌学习了……
  那时,媒体、家长、老师告诉我们粮食少是因为国家处在三年自然灾害中。
  十五年后我回到了“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安徽老家,才知道让自然灾害承担罪责背后的更大的罪恶。
  1958年8月的一个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对已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虚假浮夸不纠正反而支持。高指标、放卫星、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左倾错误立时全国泛滥。
  粮食产量要求每年大幅度甚至翻番地增长。1957年粮产1850亿公斤,58年要求达到3000到3500亿公斤,59年4000到5000亿公斤……
  会议上,各路官员对这些瞒人昧己欺天负人的数字给予高度赞成,齐刷刷高举起的保养良好的白嫩嫩的手,像举起一大片明晃晃白光闪烁的战刀,从此杀向了社会最底层的苦难孤立无助的农民;一片鲜红软嫩的舌头在方圆三平方寸的嘴里这么随意一搅动就能让方圆960万平方公里的几千万悲苦苍生倒地毙命。死人之多,任何大小战役与之无法比拟。一片舌头的威力比任何规模恢宏战争中的精锐武器杀伤力都大。
  安徽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是全国死人最多的省份
  对那个年代挨饿的事情,我隐约听说过,但只是凤毛麟角。有一天在陈大娘家玩儿,老人家给我较为详细地讲述了那时的悲惨光景——
  “……那时候虚报每亩产量几千斤,你想咋可能哩,每亩连土加起来也不够几千斤呀。政府给上边报上去了,就得按这个数目交粮。地里收不上来,上边就蹿到农民家里,见粮食就拿就抢,连一把米也不给留下,全都充数交上去了。本来闹灾收成就少,这一搜刮吃啥?几天几天没吃没喝的。庄里的树都没了皮,草都拔光了,牛马没草吃跟人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呀。红芋秧子那可是最好的吃食儿啊,早就抢没了。天天死人那,人人都饿得没力气挖坑埋人,死了人用破席子一卷扔在路边,那时候就狗不死呀,吃死人吃的肥嘟嘟的。说人杀狗吃呗,可人饿得都动不了了,哪儿有劲儿抓狗杀狗啊。”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粮食,是万物中的主宰。
  主宰万物的粮食没了,万物就不复存在。人没饭吃就要饿死,没有了人,万物就要遭灭顶之灾……
  人啊,与生俱来的就是被蹂躏、摧残、毁灭,像是一堆堆蚂蚁被碾碎在皮靴下……
  会议还要求钢铁要比58年翻近两三倍……
  会议一贯要在那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召开,亵渎啊。大海无知,大海若有知,甘愿献出自己蔚蓝浩瀚的身躯,让它变作奔涌炽烈的钢水翻三倍、三百倍、三千倍来解救苍生。
  “……让全民大炼钢铁,农村的男劳力都炼钢铁去了,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就烂地里。上边来人把灶台上的铁锅都拔了去,沾点铁边儿的东西都拿走了,没锅没粮的日子你说人怎么过活?就是有粮没锅也不行呀。把人饿得要不就是虚肿烂胖,要不就是一把骨头。头抬不起来都耷拉着,见了面连打招呼的力气都没有了。到处都是房倒屋塌啊……”
  我问为什么塌房子呢?
  大娘说:“秫秸麦秸粮食杆全让人吃没了,没的烧啊,拆房子卸门卸窗卸房梁当柴火烧呀,那房子能不塌吗?屋里桌子椅子床凡是木头的东西能烧的都烧光,人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跟牲口一样……”
  我纳闷都没粮食吃了,也没做饭的锅了,怎么还烧火做饭呢。当时没敢过多地问悲伤的大娘。后来才知道,煮的饭食就是水草野菜,没锅就用泥罐瓦罐陶罐煮。
  陈大娘深深地陷入了对过去悲惨世道的回忆中。我头一次听说在新中国、在莺歌燕舞的大跃进年代居然会有这么惨烈的事件。显然,那段最不能在记忆中出现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又触动了已被重度创伤过的老人脆弱的心。
  我两眼呆呆地盯着大娘被激怒后抖动的嘴唇,不由自主微微晃动的头,红红的眼圈。大娘只是叙说,没有骂娘,大娘心地善良从不会骂人,大娘也不知道应该骂谁才对。大娘的叙说把我带进那个年代,带进临涣集哀鸿饿殍遍野,处处断壁残垣,“千村毙命路遗尸,万户消失鬼无声”的悲惨年代里。
  我脑袋里一片黑沉像灌了铅,血管全部曲张开来,鲜红的血在极度愤怒恐惧的情况下会变黑的,黑了的血在血管里从哽咽到恸哭,悲痛的血听到大娘的叙述也放慢脚步 ,流速一定是很缓慢了,不再是以二十秒的速度绕全身一周。
  我不光是心,而是整个五脏六腑全都悲伤得紧缩在一块,这是连鬼都悲痛得不出声响的真实的、惨无人道的人间惨剧。
  安徽有个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叫张恺帆,他是安徽无为县人。无为县是安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张恺帆回老家调查情况,看见死这么多人,无比悲愤,气得痛骂县委书记,揪着县委书记的脖领大喊:“你把人还给我。”……张恺帆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几千个食堂并开仓赈粮……这一“大闹无为县”的事件被当作传奇故事在安徽广为流传。然而,张恺帆不久就被定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押二百多天,批斗后送淮北煤矿劳动。之后,安徽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三年以来,无为县是安徽省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稍微胖点的小孩都吃光了。从你住的地方往北去路西,xxx就吃过小孩,还有那个住小学东头的老x家,她家的小孩就是那时候被人吃了……”大娘继续为我勾勒出一幅幅让人颤栗的画面……
  这两家人我都见过。吃过人的xxx三四十岁,人高马大,红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记得他经常站在自家院里或门口,插着腰虎视眈眈的,那架势好似当年窥视捕食目标。他家尽管和大家一样吃得很糟糕,但是几个小孩却不同于其他孩子。他们个个虎虎有生气,红扑扑的胖脸蛋,身板结实得像小黑铁塔。人类吃食物很全面,人肉的营养合成应该是多方位的,不亚于牛猪羊鸡,所以xxx会长的高大勇猛,所以他的后代血肉里有人肉的养分成分当然也就长得壮。不知道有没有营养学的根据,这只是我那时幼稚的猜想。
  而那家小孩被人吃掉的老x家,两口子四十多岁了,男的终日不言不语,木然出进于自己的破屋漏院,女的满脸皱纹像六十开外的人,头发枯黄没光泽,脸色儿也是黄涩黄涩的,她那幽忧的眼神、风风火火的疾走和飘动着稀疏的枯发,还似当年在漫山遍野河边滩涂奔波呼号寻找自己的爱子……
  听完大娘的讲述,我精神被压抑了好多时日。1959年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是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吃喝不愁的幸福快乐无忧虑的年代。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坐在堆满还算丰盛饭肴的桌旁,(因为五九年北京城还没显现出穷凶极恶的困境)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突然想到了死,人死了再也不能吃喝玩乐,觉得非常恐惧。而就在我衣食丰足却恐惧遥不可及的死亡时,我家乡的乡亲们乃至全国各地的百姓饿着肚子真实地悲惨地死去了。我那么幼小就想到了死亡,这是第六感应,是大批家乡甚至和我血脉相连的死难者的幽魂逼近拽紧我幼小的心灵,让我脑袋里飘出死的意念。
  昨天我写完上述段落后,夜里我就开始大篇幅地做梦了……经人介绍我来到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那里山峦起伏,流水潺潺,参天古柏遮天蔽日,空气清新,气候凉爽舒适,男女老幼都穿着素雅的衣衫,吃住在几大间古香古色的大殿堂里,每日在一个宽敞平坦的大场地里欢笑嬉闹。……我在那儿的日子里,没有人因为我是新来的歧视我,也没有人因为我身份不明怀疑我,大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醒后,我脸上挂着浅笑回味着梦中情景,分析为何会作如此美梦。
  为了写老家那段悲惨史实,我在网上复习历史,眼睛不断撞击在大跃进年代政府当局的腐败昏庸,惊人的暴戾恣睢、祸国殃民的事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文字里;同时,看了一本小册子《陶渊明》。这是介绍陶渊明的一生和解析他的诗作,诗作里没有提到《桃花源记》,我过去也未仔细研读过。待我找来原文一看,诗中的情景与我梦境中的景象相似之处让我叹服。“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世外桃源的奇异美好安宁自然纯朴在我的梦中尽数显现……
  梦幻梦幻,是希望梦能成为理想、真实的幻想。我梦中的景物、人和事儿就经常被理想化、被升华。比如病人变成健康人,死人又复活;全家人又住回安静怡然的四合院 ;现实中的丑恶,梦中的善男信女;白天尝尽城市的喧嚣污尘浊气,梦中肯定会置身于漫漫大漠,仙山玉宇,碧蓝大海,苍苍林海中;即使梦见某个熟悉的人突然死了,也不要紧,我看了梦卦,说是梦见谁死了就说明那个人活得非常好而且能长寿……
  回忆死人、吃人事件太刺痛人心了,恐怖狰狞血腥肯定会在梦乡中肆虐。然而没有,桃花源安宁平和的田园生活奋力推开黑魆魆的长夜,迈过白森森的如山尸骨,淌过被血泪灌满的河流,让我沐浴阳光温情,呼吸桃花清香,感受人间平和温馨。感谢上苍,它让你的人生中有三分之一时间享受到幸福美妙。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留住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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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还在继续

  在老家插队那年,舅老爷余文忠也给我讲过那不堪回首的一幕:
  1959年末,我写信跟你爸爸要全国粮票,你爸不知道家乡没饭吃,只寄来三十斤全国粮票。那时有粮票就只能买到豌豆啊。我们用这三十斤粮票买了三十斤豌豆,每天用暖壶泡上一点豌豆,一家人就这么苦熬着糊弄着活过来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爸给我的粮票,你别看它少,它管大事了,它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呀……
  爸爸也给我们讲过老家的乡亲们还有我们的亲戚饿死的事。
  五八年那时,城里人根本不知道家乡的亲人受着怎样的苦难,要是能知道,给家乡邮寄点钱和粮票就能救不少条人命。后来爸爸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无法邮寄钱粮,因为到后来再寄钱粮票就收不到了,邮局接到上级指令,凡是寄钱寄粮票就都扣下。有人说被扣下的钱和粮票都交到县里去了,由县里当官儿的分巴分巴救自己的命去了。
  爸爸的叔伯妹妹刘长荟,我们的堂姑。小名叫小俗。小俗长得很漂亮,嫁给了海子公社的赵xx,赵xx的哥哥赵达去了延安后来当了安徽省里的大干部。
  小俗在1959年的冬天和丈夫一起饿死了。小俗有一儿两女,困难时期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吃食都一点一滴给了儿女,所谓吃食就是树皮草根。这么多人饿肚子,到了冬天连树皮草根都找不到了。小俗两口子最终也没能熬过那个悲凉的冬天。
  1973年,爸爸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去了一趟久别的老家,住在他的表舅余文忠家。爸爸让余文忠的女儿运启去海子公社告诉小俗的女儿小青,说她舅舅来了,让小青过来看舅舅。
  小青蒯着当时在我们老家算是上等的食品:一篮子馒头和粗点心,就过来看她舅舅了。小青提起她父母就哭,说那时实在是饿坏了,母亲每天都跪在麦穰垛跟前用筛子把全部麦穰重新筛一遍,希望着能找到遗落的星星点点的麦粒子。跪在那儿筛上一天,只筛出来半茶杯,全给孩子吃了。
  在过去,遇上天灾人祸,政府还要放粮赈灾呢,实在没法儿了,老百姓可以拖儿带女携家带口远走他乡逃荒要饭。但是1959年,政府不仅有粮不赈,还圈起灾民不让逃荒逃难。
  小俗的丈夫不堪忍受饥饿,偷偷逃跑到县城火车站想和其他难民一起扒车到外地讨饭,不想车站已经被军队包围,所有难民都被赶到北关不让上火车。小俗丈夫没办法只好折返回家,走了二十里地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爬行,就是在肚子里没食的情况下还爬了十多里地,把身上所有的气力全部用尽,还没等爬到家就咽了气,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左右。
  ……小俗的大伯哥赵达当过蚌埠市委书记,时任安徽省委组织部长。但是在那个极左横行霸道的年代,他却无法救助自己的弟弟妹妹。
  爸爸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好朋友根元也是那时候饿死的。还有一个姓王的爸爸的小学同学,他有两个儿子,饿得要死了,跑到邻居家求助。邻居是位小学教员,也曾经是爸爸的小学同学。看见他家锅里煮着水草,两个孩子求老师给点水草充饥,老师说,我家也有大人孩子,这点水草不够吃,你吃了我就得死。随后把他们推出门去,不久父子三人都饿死了。
  爸爸是轻易不掉眼泪的人,但是说起家乡亲人遭遇的这段悲惨历史,爸爸的眼泪就会涌出眼眶,重重地掉下来。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粟。
  先秦人又告诉了: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唯有粮食。
  话不是凭空说出来的,有了事才有了话。千万别嫌我动不动就引用古人的话,真理是亘古不会变的。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句话也会被人们永远说下去的。天下无二道。
  据知情人说,其实当时县里是有粮食的,但上级有死令:粮仓里的粮食是用来备战的,不许赈灾,谁要抗拒违办就要法办。前面不是说了吗,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因为开粮仓赈灾,被开除、撤职、劳改。由于种种原因有几个共产党人能像张恺帆舍得一身剐站出来为民请命?
  这只是我们老家“困难时期”百姓挨饿的几个画面。事实上大面积的饿死人遍及全国各地,更悲惨的状况不胜枚举。这段农民的屈辱史像一块巨大沉重的石板重重地压在历史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永远不能遗忘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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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面

  人家会说,你这个娘们怎么老写阴暗面呢?也是,光天白日的,躲在阴暗角落里黑完人黑事儿,黑完事儿黑社会的,真不是个好公民。不好意思,让害怕阴暗面的人痛心了。汉语里形容邪恶阴暗的词汇太多,随手弄弄就像墨汁洇了纸把个文章“涂抹黑”了。我也特别想写光明的一面,报纸上成天价喊全国山河一片红,可是我想来看去也不知那疙瘩红,老觉得乌云多于阳光,所以我不能胡说八道,这不是我的擅长。别看“昧良心”这堂课让好多人都毕业了,可搁我身上就麻烦点。
  七十年代也有光明面,人民日报见天都歌舞升平的,全天下只有那张四开报纸很“光明”。因此我经常去镇上的理发馆扫两眼报纸上的“光明”事儿。
  报纸上都是些东风劲吹,战鼓猛擂,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老调车轱辘话,扫两眼就给它挣足了面子。
  临涣镇小小的理发馆能看到人民日报,这并不让我感到欣慰,看它只是为了解闷消遣。人民日报是鹦鹉学舌,痴人说梦,满脸的挂相儿就像是精神病院的疯子、鲁镇的祥林嫂(中国再这么下去就是祥林嫂的命运)。那时候很渴望能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捕捉到哪怕是一丝一点文化气息,可惜没有,人民日报固然“虎人”但是满足不了我的任何欲望。要知道那时候天底下主要就有这两种当家报,人民、参考,参考、人民,你就知足吧。
  下放干部王盛虎那里有参考消息,身份不一样允许订报的范围也不一样。我喜欢看参考消息,所以经常斗胆跑到王盛虎屋里借参考。
  记得有一年,我在长春火车站等车,那时没有书报杂志可看,坐在候车室里闲得发腻,四下环顾,发现一个解放军叔叔手里拿着参考消息,眼睛一亮,觉得解放军一贯助人为乐肯定好说话,跟他借来看估计没问题,就愣头愣脑跑过去,向他说明借意。我一身土布棉衣裤,他上下一打量就知道是个傻知青,于是用傲慢蔑视的口气说:这是内部报纸,是保密的不能随便看,就再也不理我了。我碰了一脸灰,真尴尬,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解放军小破官吗?我是北京来的,见的官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哼,小样儿!几年后,他可能也对自己当初拒绝人家看臭了街的参考消息的举动感到可悲可笑。
  王盛虎还不错,思想挺开明,没觉得参考是内部刊物不得外借,每次我都很顺当地获得他的无虞提供,因此我自觉地不能让人家心里有负担,看完这“内部保密”报纸必定赶快如数归还。
  参考在我眼里遭到了与人民日报不同的待遇,每次都把它看个底儿掉,还特虔诚认真地在日记本上记录下它的一些内容:
  ……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古巴卡斯特罗表示亲苏,西哈努克很气愤。法国承认朗诺政权,西哈努克表示遗憾……
  智利政变的真相,阿连德总统光荣牺牲,政变部队造谣阿连德是自杀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全奋起谴责智利叛乱部队的野蛮恐怖行径,声援智利左派爱国力量……
  蓬皮杜总统来中国访问七天,中国人民的盛情好客,中国的锦绣河山,人民的伟大勇敢,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是西欧国家第一个首脑访华……
  现在的人肯定会说,你真可怜,每天就捕捉这么点信息,还愣告这是光明面。是啊,亲爱的现代人,我们真是无法让时间倒流,让你们去经历一下那段历史。我纵使用尽千笔万墨你们也不可能体会出我们生活在那个吃人生番似的年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你们在信息娱乐物质丰足膨胀爆炸的今天,绝对想象不出在那时,所有的享乐都被残酷封杀的环境中,自娱自乐地看个报纸,在我或者我们来说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儿,虽像鸡肋食之无味,也不愿弃之。
  说说这理发馆。全临涣镇就只有这么一个理发馆,安排了两个人干活,店员是二十多岁的柳柱子和另外一个小年轻。
  所谓馆,没有馆的规模设备;说它像剃头挑子,把它全部家当挑在一根扁担上满街串没问题,然而它毕竟还是有间能遮风挡雨的屋子。这是一间又小又破旧的屋子,里面两把木凳子,一个桌子,一个简陋的洋灰水池子,两面乌乌涂涂照不清人模样的镜子就齐活了。门楣上还堂而皇之地挂着牌匾:“向阳红理发馆”。最让我意外的是,它居然还有一份当家报。理发馆是镇上的公家地儿,人员也是吃公饭的,由镇政府发薪水。公家为了让你看报学习武装头脑,报纸固然也是公家给订的。
  回老家后我就结束了短发形象,扎了两个刷子,所以不用去理发馆剪头了。但是自打发现理发馆有报纸可看,就插空三天两头地往那儿扑,柳柱子就这么着跟我熟悉了。
  柳柱子有个亲戚在镇里做点事,就走后门让文化不深的他干了理发馆。那时候的人就是厚道,一点功利意识都没有,他并不因为我不理发光看报纸就给我脸子看,而是每次都热情地招呼我,并且很认真地把报纸按日子整齐地码放好等着我过去看。他二人从来也不敢用报纸干别的。
  现在,人手几张印着毛大头的人民币用来买生活,你可劲儿揉搓,验钞时使劲儿弹抖甩,在兜儿里磨得变软变烂,最后变成渔网纱布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而那时报纸上净是些老同志的照片,老同志的名字,万一要是不经意把老同志垫屁股底下或者垫个锅碗瓢盆,糊个墙伍的,您可就玩大了。文革中多少人因为笔误口误或对印有老同志照片的报纸不恭不敬被打成反革命或者蹲大狱,所以人人备加小心。
  世道风云突变,当年,百姓因对你的头像不慎遭殃甚而赴死;现在,又因你的头像满市场飞交易商品而活,这亘古未有的人间悲喜闹剧演绎得太让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了。
  别看全镇就这么一个小理发店,生意却很稀。因为那前儿女同志都是革命头,什么样的发式也不允许你在头上表演。头发长了,让自己家人齐耳朵一剪子下去呈一条地平线状就算完活儿;男同志的头发不到能絮乌鸦窝是不会去理发馆的,因为一两毛钱的理发费常常是男人口袋里的羞涩物。所以柳柱子挺闲,我看报也跟柳柱子拉闲呱。
  我问柳柱子,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这么干脆利索。柱子说是我奶奶起的,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家里太穷了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到俺娘怀我的时候,俺爹不想要了,说养不起,俺奶奶可不干,要跟俺爹拼命,说才一个男孩你就不想要了,万一再生个男孩呢,说香火太少,非要双不要单。俺爹惹不了俺奶奶,就妥协依了她。后来生下我一看真是个男孩,把俺奶高兴得不行,说是她留下的,正好又姓柳,就取那个留住的音叫柳柱子了。
  柳柱子可羡慕我了,觉得我是北京人就是幸福的化身,从伟大的首都来似乎就是光辉的象征。我说我是农民,还不如你呢,你每月能挣一二十块钱,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旱涝保收多好啊。我那时羡慕挣工资吃皇粮的人到了发痴的地步,尽管他们工资低得可怜。
  柳柱子“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使劲儿笑话我羡慕他挣这点破钱,他说你是北京人,家里是当官的,早晚得回北京去,能在俺们这又破又烂又穷地方呆长吗?
  “是北京人,家里一定就是官”的无稽之谈,在小地方,不止柳柱子一人这样认为过,无知寡闻让他们觉得北京那地场儿是盛产皇帝官宦的基地。他还玩笑说:我是“留住子”,你是“刘(留)不住”。我说我到想留住呢,只要不靠种地吃饭,我搁哪儿都能留住。
  他想得太天真,我前途灰暗渺茫,出临涣的门朝哪儿,我都快不认得了,进北京的门儿更比登天还难。是北京人就能回北京这个逻辑太让人伤感了。
  还有一个也不算“太阴暗”的事儿就是:那时候各地方、各组织都兴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民主大队也不例外。那时候,觉得这是个正事儿,是精神,是态度,是立场,是积极向上的大事儿。
  为了扶持这个所谓新生事物,我让爸爸寄来了各种文艺书籍一共十五本,准备送给民主大队毛宣队。真可惜我的日记里没有记述寄的什么书,也没记载我虔诚地输送给大队毛宣队的“精神食粮”,他们是如何怀着三终于四无限的虔诚感情排练和演出。回忆了一下,对疯狂的宗教信仰已逐渐淡漠的73、74年,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还不至于到肝脑涂地的地步。
  今天,我絮叨的这些个让现代人嗤之以鼻不足挂齿的小烂事儿却是历史蹒跚发展的每一个脚印,我们那代人觉得它弥足珍贵不能轻易忘怀。可惜的是记忆让漫长岁月一点一点地偷窃殆尽,只依稀记得一点——每天晚上,劳累一天了,还被轰撵到场院,挑着汽灯,男女孩子蹦跶蹦跶,扯着嗓子念点儿干巴诗没腔没调喊点儿歌……真遗憾那个时期的一切蒙昧活动没有让日记说话。
  为了让毛宣队演好节目,民主队小青年赵华山、周祥还作了诗跑来找我这个只上了“初一半”的人修改。
  为什么说是“初一半”呢,因为文革前67届初中生并没有上完初二,没有经过暑假前的期末考试来验证你初二能否合格结业就面临6月份文革的枪林弹雨了,只能以寒假前的考试为基准,所以就叫“初一半”。
  赵、周二人在民主队算是正派人,念过一点书有点文化,每天踏实干活无欲无求。有时找我借个书看,聊个天的,觉得我是北京来的知青肯定有文化有水平,其实我跟他们一样,自打66年割了文化的命到73、74年不学无术远离墨香整整八年,哪儿有什么水平给他们修改诗作?日记又帮我回忆说“赵华山周祥拿着他俩写的诗让我看并修改。我看后觉得有了架子,血肉少点,表达得不完善,有些地方不和情理,前后呼应的不紧密。”我跟真事儿似的,还净是些老师批改作文的语言。可惜没有把他俩写的诗记录在案,否则也能验证一下“我的批语”是否准确。“初一半”的人有什么资格给人看东西啊。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我也没看上我自己,认为我还是初一半的水平。
  “我把华山的诗整个翻修一遍,晚上三人共同研究了半天,又作一番修饰。华山说再研究,就把两个不同的稿子拿走了。”日记还说。
  华山和周祥还有小广舟在民主队算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好青年,一点歪事也不做。干活的时候看着那些娘们偷啊抢啊的,他们非常反感说: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民主三队算是完了,净这些个“蝗蝗子”真是一点救也没了……华山的妹妹华珍也是好孩子,文静懂礼,见人光笑不爱说话;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梳得光溜溜,衣着干干净净。每天看见他们我心里特舒服,觉得他们给民主队添了光彩是民主队的希望,是民主队的“光明面”。
  爸爸为了我能安心在老家呆着,不断来信鼓励我,并给我寄书消除我的寂寞;同时也是希望我尽快投入从0开始的文化学习。这是在文革结束的头三年,这是爸爸超前的文化意识寄来的书。它们有:《鲁迅文选》、《鲁迅诗歌散文》、《地球的外貌》、《祖国的好山河》、《国际知识》、《共产主义的原理》、《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我感谢自己把这些书名都忠实地写在日记里了,能得以在今天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爸爸文化了一辈子,觉得我这个初中生离文化还早着早呢,需要大量的知识填充头脑。
  在莫旗的那几年,知青之间不知是用什么途径传播了不少书籍。记得那几年我看了《红与黑》、《悲惨世界》、《笑面人》、《怎么办》、《斯巴达克斯》、《基督山恩仇记》、《牛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简•爱》……大家就像在黑暗中抓到了光明,沙漠中找到了甘泉。尽管有些书大家在文革前都读过,但重新见面仍然让我们如醉如痴。其中的《斯巴达克斯》,这本书在狂风横扫文化的七十年代出版了,姐姐第一时间把它买来。这是一本世界名著,是一本装潢考究的硬皮精装书,按说应该很珍重地把它放在我家被文化革命席卷后的孤零残缺的书柜里,而我却急于显摆,把它带到文化更加荒漠的莫旗农村。
  于是,它挣脱一切束缚,身穿战袍横挎战刀骑着高头骏马几乎跑遍了整个博荣公社。等到再回到我手中,结实硬朗的封面几乎与书瓤身首异处,书页毛刺皱巴,残破得像书中被敌军打败的斗角士。《斯巴达克斯》给大家带来新奇刺激痛快过瘾,我却被姐姐好通骂。
  外国小说中的情恨爱恋激情浪漫震撼着我们年轻的心,已经深深地种植在我们荒漠空旷的精神世界里。谁知回到老家我却要像目不识丁的扫盲班妇女恭恭敬敬地去拜读爸爸寄来的书,还散发给队里爱看书的小年轻们,好似从盛唐回到了原始,真让我既笑又哀。
  (临涣女姐姐补充:据莫旗的知青三十年后揭发,临涣女从家偷了一箱子书带到莫旗,立时成了全莫旗知青中的知名人物,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借书,那一箱子书传遍了整个莫旗,最后全须全尾回来的大约也就那本《斯巴达克斯》,还是姐姐骂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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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灯鬼影

  在民主街,我住在这间房子里,房子也占据了我。它的清冷,让我落寞;它的空旷,让我更显孤独;它的黑暗,让我压抑忧伤。
   每天回到家,迎接我的是冷锅冷灶,听见的也只是阿黄几声温柔的叫和饿母鸡咕咕的招呼声,之后就归于死寂。
  晚上黑暗的屋子里,煤油灯如泣如诉似地抖动着微弱的鬼火般的光,照亮仅限桌子大小的空间。我坐在桌边,阿黄跑过来凑亮,趴在我对面透过昏光看着我憔悴蜡黄经常默默垂泪的丧霉脸。我极度后悔一人跑到这儿来遭受这无边无际没盼头的寂寞煎熬。在临涣苦闷的日日夜夜,让我深深体会到寂寞才是精神肉体的致命杀手。
  晚上,我在油灯下练毛笔字,看书,跟下放干部王盛虎借来参考消息看,跟毕业了的中学生要来课本做我从小就不喜欢的数学习题……尽量甩开、排解扑向我的空虚忧伤和孤独。
  “海畔尖山似剑硭(应该是金字旁,电脑里没有)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我经常对着孤灯饮泣,扯着心肺地想念北京的家,想小院里的一草一木和屋里的一景一物——妈妈精心垒砌的花坛里的月季花、牡丹花;房间里纤细柔媚的云竹,蓬蓬茸茸的铁线草盆景……;用来沤花肥的瓶瓶罐罐;院子里那棵鞠躬尽瘁几十年的枣树;屋里返潮后湿漉漉的花砖地;那个请沙发匠修理好并穿上新外衣的,坐龄已久的双人沙发;那几个与敦实的黑八仙桌颜色质地不匹配的一坐三摇晃的旧凳子;厨房兼厕所散发的复杂的怪气味;曾在抽屉里蓄过老鼠窝的带穿衣镜雕花老式柜子;几十年不曾粉刷过的扑噜扑噜掉墙皮的灰白墙;书柜里新添置的重振文化雄风的中外名著……一闲下来这些景物就纷纷走进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更想念家人。爸爸妈妈都从干校回北京了,这是最踏心的事了。万恶的文革把人都搅得神经错乱,莫衷一是。当初以为要永远扎根干校了呢,实心眼的妈妈不小心犯了糊涂,去干校前又把仅存的一溜北房中的两大间正房拱手相让贫困人家。结果“文化知识大军”遭到了“逗你玩儿”——干校结束。爸妈回京,三姐病退,一家六分之四人口回到老巢。让出去的房,泼出去的水,给了人家的东西想要回来?是于忠厚为人的爸妈所不容的。无奈只好蜗居在西边三间耳房。爸爸来信说要着手翻译因文革干扰而搁置了多年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爸爸要窝憋在窄小嘈杂的屋子里一笔一划地和托翁商量……妈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几十年都是自己独住一屋,现在挤挤挨挨的和他人共住一屋,能休息好吗?再不见独院的静谧与安宁。
  二姐新婚燕尔,去南方旅游度蜜月,路过安徽来临涣看我,只呆了两天就离开了;三姐利用分配工作前的空闲也来临涣看我,还没走遍小镇子的角角落落就被一封催促回北京分配工作的电报叫走了。姐姐来去匆匆,带给我短暂的欣喜后留下更多的是失落伤心和思乡情怀。
  我还想念分散在四方八面的朋友。我不停地给朋友写信诉愁苦心绪,解心中烦闷。黎青来信说看了我的信,仿佛看见一个满头白发憔悴又衰老的女人在烛光里垂泪……我甚至无限怀念莫旗猪狗般杂乱无章的生活。
   穷欢乐
  在莫旗我们的生活也无聊,却有味道。说笑打闹,热锅热灶总有散发不完的生活气息。
  虽然物质生活极差,但是我们想着法儿的让它别慢待我们。
  我们用旧衣服跟老乡换“毛克”(葵瓜子,俄译音),炒上大半盆,男男女女坐在炕上边嗑边唠嗑,一直吃到地上铺了厚厚的“壳地毯”;我们还用旧衣服换鸡蛋,刁滑的老乡把我们不算太坏的衣服举起来,冲着窗户亮光处照着说;“这衣服过性了,不抗造了,不招穿了……”哼,就是劳动布冲着刺眼的太阳照也是透亮的啊。老乡为了压低换鸡蛋的筹码,故意把衣服说的糟糟的,我们为了能吃上鸡蛋才不在乎,也不懂讨价还价,爱换几个就几个,一件衣服换五六个鸡蛋我们就很满足了,还有人作过一双皮鞋才换六个鸡蛋的赔本买卖……
  换了鸡蛋就变着方儿的地折腾花样吃。土豆丝炒鸡蛋;做耙鸡蛋(把鸡蛋和水打稀,放上佐料倒在热油里慢火炖熟);把醋姜葱花打到鸡蛋里作赛螃蟹;遇到有面粉时摊鸡蛋饼,每人能分到两小片只图尝个稀罕解解馋……我们还买咸鹅蛋。咸鹅蛋贵,鸡蛋两毛钱一个,咸鹅蛋四五毛一个。不过咸鹅蛋大,买来后先狼吞虎咽把大咸蛋黄吃掉,蛋白就当咸菜吃了。
  我们还把土豆扔进灶坑,让柴灰的余热把它烤熟,然后迫不及待烫得牙花子生疼,一手黑一嘴黑地吞咽一番……
  我们找个茬儿就吃。有人要回北京或从北京回来,就给他饯行或接风;外队来知青了,大炒小炒当贵客款待;逢端午、中秋、元旦、五一、十一,也“大摆宴席”。宴席的菜无非就是土豆豆腐粉条粉皮黄豆芽罗卜白菜……但是我们尽量会使这些老面孔换新颜,比如豆腐弄个麻婆的,白菜烩个醋溜的,土豆来个拔丝的,粉条整个凉拌的……夏天麦收,盖房上大梁,队里就要杀猪宰羊分给社员,这是我们一年中能享受到的最美好的时光了。有一次我们吃了一顿让我永生难忘的——白水煮羊肉,到现在还口有余香,以至后来几十年出自任何烹饪高手的羊肉菜肴都不会让我动心了。我们在肚里没油水一顿能吃五个馒头还不觉得饱的情况下,吃了一顿猪肉大葱馅饺子,那个唇齿留香的美味,以后几十年无论我怎样精心调制猪肉葱花的饺子馅,也找不回那种感觉了。
  在那信息封闭的时代,学究王葆玄不知从那得到物美价廉的健康窍门,说是二十五粒黄豆相当于一个鸡蛋的营养价值。东北黄豆不缺,煮着吃就是了。黄豆营养价值之高几千年前就被誉为“黄宝石”,蛋白质高达百分之四十,可以与肉比美。但是偶尔吃还行,任何东西让你天天吃就反胃了。
  有时,实在没的可吃了,我们就煮上半锅水,放上酱油膏、葱花、胡椒粉、味精,一人盛上一大碗开心地咝哈咝哈喝得全身热乎乎的,并自嘲道——喝高汤。
  都是城里长大的,我们更喜欢“高雅艺术”。我们经常和龙兴一队的知青聚在一起。沈小平拉手风琴是高手,拉的曲子像他的性格一样热情奔放。《小苹果》、《多瑙河之波》、《山楂树》……听何艾美、何小美姐妹俩唱歌是我们枯燥的精神生活中的一只兴奋剂。她们的歌声特别美,艾美小时候是北京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的团员,嗓音清亮透明;《红色的戈比叶》、《远航》、《照镜子》、《有谁知道他》……抒情悠扬;小美的歌声像她的性格深沉忧郁,《丽达之歌》、《流浪者之歌》、《摇篮曲》、《田野》、《湄南河》、《划船曲》、《鸽子》……抒缓哀婉的旋律带着全体忧伤的知青带着大家落魄的诉说钻出茅草屋,穿过大草甸子飘向美丽的诺敏江,缓缓流淌的江水为之呜咽;飘上博荣山,山神为之动容;飘到北京,亲人为流浪在天涯的断肠儿女垂泪,祈祷……我们如醉如痴地倾听,被歌声感染,让她唱了一首又一首,深深地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恋中。
  小美动人的歌声被我们“广而告之”。前兴农三队以宋黎青为首的音乐爱好者特地把小美请到他们队,一边在场院搓苞米一边听她动情地歌唱,累与乏随着美妙的歌声飘到九霄云外。几十年后,黎青提起小美的歌声仍陶醉其中。
  我们有时也玩低级的游戏——打扑克。满屋子乌烟瘴气,大呼小叫,你埋怨我出牌臭,我记恨你出牌刁,脸上贴满纸条钻到桌子底下的人,因得胜者的幸灾乐祸而气恼……
  我们还游山玩水——游博荣山,玩诺敏江。在山上专门找榛子棵、酸枣棵,摘点又小又瘪的榛子和酸枣,还要提高警惕防范老达子对偷山人的袭击,因为偷摘人家树上的果实和砍柴是一样违禁的。
  冬天结了冰的诺敏江晶莹剔透得像奇妙的水晶宫一般,我们欣赏里面各异的石子和水草,欢快地在光洁的冰面上滑冰;夏天我们故意攒下一大堆脏衣服,一直到实在没的换了才到江边去洗,洗完后铺在绿色的草地上,经热辣的阳光曝晒一会儿就干了。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温馨舒畅,大口地吞咽着富含负氧离子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精神相对上的愉快,筋骨的放松如入美妙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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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归正传从头唠起......
  从每天清晨奏响的“东方红,太阳升......”开始......

  热血沸腾

  1968年8月天底下又发生了大事,有如1966年的夏天文革开始那么盲目、疯狂,几千万知识青年将进行精神与肉体血与火的洗礼——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苦难的祖国啊,您就像家里有个疯癫人,整完一个闹心事儿又一个闹心事儿。而那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闹心,激动的不行,觉得老同志金口玉言的,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还能有错。知识青年到工厂农村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革命行为早在五六十年代就被报纸广播宣传的尽人皆知了。邢燕子、董家耕、侯隽……这些被媒体狂轰滥炸过的优秀知识青年激励了一大批中学毕业生以他们为榜样响应党的号召去了青海、宁夏、内蒙……那时候许多国家级干部的儿女都下乡了,老百姓家的孩子哪有不去的道理。
  “文化革命”中,掀起下乡上干校大热浪,更有一种“制裁”色彩。城里的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对贫下中农来说是被改造者,就是要打打你们的少爷小姐知识分子官老爷的“娇骄浮腐”作风。打小就被共产党教育了十几年,可能“党他老”觉得信心不足,还得让中坚力量把我们再教育一遍。在城里没学上,没工作,老同志告诉说农村大有作为,学生们激动坏了,人人血管里的血都有八十度在沸腾,都想去作为一下。
  我也热血拱血管非要上广阔天地去。爸爸一直笔耕不辍,知道不学习就不会有造就,惨凄凄地对我说“最好不要去,多读一点书再说吧。”可怜的“清醒”的老爹啊,你咋不识现在是啥社会背景,你咋不知“糊涂”的老同志每发令一个“最高指示”都有他的意图呢?这年头哪儿有学可上呢,别看口号漫天价喊“复课闹革命”,可是真正意义的学文化、复课却一点迹象也没有,学校里已经闹了两年多的“文化革命”还在继续闹。当时的革命口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把知识都列到反动行列里去了,谁还敢学?谁学谁是反革命,找死啊你;上面明明白白告诉你必须得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那才是正事儿,才是革命,才有作为。把个书读得太多了,篡了皇位,改朝换代还了得。爸爸一看这是大势所趋,鼻子长疮——犟不得,只好收回“成命”随我去了。一年以后,爸爸以大出我三旬的岁数遭遇到了和我们插队同样的厄运——下干校。
  当时我是报名去内蒙牧区,我正在为能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而自豪高兴呢,有人把我从马上拽下来——政审不合格,去牧区没获批准。原来是因为我那从未谋过面的已变白骨的国民党爷爷。当局可能怕我骑着马儿叛逃外蒙。哎哟哟,我亲爱的“党他老”啊,您怕啥呢,我手无情报,身无本领,一个傻学生,跑到国外干啥去呀,真让“您老.”费心遐想了。我伤心得不行,哭了一场。接下来小学的好朋友孙耐平告诉我内蒙有个莫旗,是个山美水美土肥粮丰的好地方。莫旗在嫩江地区,离国境还有老远一疙瘩距离呢,而且我是心甘情愿自找苦吃,地富反坏右不是都在农村改造吗?估计这回我这个“国党后裔”让“党他老”没啥想象空间了。
  于是,我找到莫旗设在北京的“招青办”。好家伙,热血沸腾的学生把个屋子挤得水泄不通,把个在当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现在摇身变成“招青办”主任的花明春快举上天花板了。一大堆想去莫旗但学校又没有去莫旗计划的孩子们吵吵嚷嚷围着花明春抢表格。
  花明春——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它被学生们牢牢记住,一时间在学生心目中他就是“领袖”,觉得他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只要找到他要到表格就有“革命生路”,前程就光辉灿烂。许多70、71届甚至年龄更小的根本轮不着他们下乡的疯狂啦,写血书;在学校发表幼稚的演讲;不听高年级同学的劝说而和他们辩论;跑到天安门前宣誓;在地上打滚跟父母闹;偷户口本上派出所销户口……后来落户博荣公社大莫丁大队的天真活泼可爱才十三岁的鲍薇薇和与她同龄的好几个小女孩就是这么奋力抗争哭天抢地的来到莫旗。
  那时学生下乡就像撮大粪往田地里扔一样——简单又痛快。果不其然,我没有一点障碍地被批准去莫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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