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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人民日报刊文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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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刊文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  发帖心情 Post By:2011-2-19 11:14:19 [只看该作者]

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


——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年02月19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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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他亲自培养、选定和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在一起。(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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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同志生平照片

 
2008年08月31日20:37  来源:新华社

 

1941年,华国锋同志在山西省交城县关头村。  新华社发
 

1951年,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  新华社发
 

1976年,华国锋同志慰问唐山地震灾区人民。  新华社发
 

1977年4月22日,华国锋同志视察哈尔滨汽轮机厂。 新华社发
 

1980年5月11日,华国锋同志在新疆阜康县看望哈萨克族社员。 新华社发
 

1979年10月17日,华国锋同志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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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华主席

 

崔武

 

  8月20日,在举国上下关注奥运会的狂热时刻,新华社播送了一则消息,让我沉思起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我对于死者的感想第一自然是哀悼。不管什么人死了,都应如此。何况,死者曾经是我念小学时的最高领袖。幼学如漆。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办事我放心”、“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抓纲治国”等口号我在头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到处悬挂的华主席像给我的印象是此人慈祥,和蔼。我的小学阶段就是在华主席领导下度过的。当时的感觉就是社会阳气上升,学习生活充满快乐。后来,上面通知要把家中悬挂的华主席像拿下,才知道华主席已经退位了。不过,家父对这个“忠厚老实人”并没有抛弃,而是把他的像偷偷挂在毛主席像里面。寄希望他能够复出。家父说,邓小平都能复出,三起三落,华主席料不定也会复出。
  然而,“华主席”已经作古。每每回想老人们的幼稚,我们不免暗笑他们的迂。华国锋连续当选七届中央委员至十五大,并没有游离政治之外。还是中共十七大的特邀代表呢。在快要盖棺论定的时候,我忽然想,“华主席”为什么能获得普通老百姓的好感?他为什么要犯错误?毛主席有没有看错人?怎样看待这位忠厚老实的革命家?这几天遇到不少“老”友,谈到“华主席”,都惋惜说华是一个忠厚老实人。在中国,“忠厚老实”就是无用的代名词。作为律师,我颇有些不以为然。就趁华国锋逝世的机会,为忠厚老实人挠舌一番。
  华国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为人忠诚。无论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是退位后每年两次祭奠毛泽东,华国锋都表现出了他对毛的无限忠诚。因为他是毛赏识和提拔的。当时各级官员实行的是任命制,被提拔的人忠诚于提拔的人,符合职业伦理。对权力来源者负责,更是代议制政府每个官员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在民主的社会,权力来源于选民,当选者自然要忠诚于选民。凡是选民作出的决议,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选民的意愿,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奉行这“两个凡是”,有什么错?而陈水扁奸巧之流,属于“把法律玩死的人”,对选民就是缺少忠诚,只会忠于钞票。忠诚是公务人员的第一操守。可惜的是华主席没有这样普选的机会,当然他没法获得强大的民意基础做权力后盾。他只能尊崇、美化他的权力来源者,来彰显他的权力合法性。即使毛主席错了,他也只能顶礼膜拜。因为当时政治家的合法性来自权威的支持,而不是选民的选票。毛主席是中国最大的权威,维护这个权威,自己的执政才有合法性。
  有人说,华国锋能力不行,不足以堪大任。非也!在民主健全的社会,只需要华国锋这样的中上人之智。太聪明的人,容易迷恋自己,独断专行,缺少民主作风。更有甚者,仗着聪明的优势,投机取巧,钻法律的空子。民主的机制就是卡拉OK机制,一般人对对口型也能唱起来。太聪明的人反而不受约束。华国锋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不能说没有能力。他采取果断措施,处理“四人帮”就是英明之处。抓纲治国,不能说没有成绩。当然,他的能力不能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相比。但是,有民主的作风就能发扬集体的智慧,就能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可贵的是,华国锋很有民主精神,在搞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他不扣帽子,不整人。据胡耀帮之子胡德平的回忆,“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然而,华国锋让别人讲话,却导致自己失去权威。这一反常结果只能反思权力运行机制,而不可迁怒于时人的。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特定时期,毛主席没有选错人。叶剑英曾说,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曾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选择四人帮或者老革命家,都要斗得天翻地覆。政治上,往往走“中道路线”的人容易为各方所认同,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可以公认的是:作为扭转乾坤的人物,华虽然在位不长,但是他没有辜负历史赋予他攘除奸凶的使命。在那种威权体制下,他的退位也没有错。因为一个威权的体制需要一个威权的领袖。在新体制没有建立之前,华国锋显然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所具有的政治远见与驾驭群雄的能力。况且,中国人才济济,比华有治国才能的老前辈多的是。华国锋注定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性领袖。
  假如有一天,我们有普选领导人的机会,如果大家把选票投给忠厚老实、才华中上的华式候选人,我们完全可以放心说:“你办事,我放心”。不过前提要是:思想解放,民智大开,监督健全,体制完善。民主的机制,就是阳光作业,人人参与,自我管理。通过民主集中民智,可以弥补领袖的能力不足。实行民主、法治、人权的目的就是把领袖的权力关进笼子。但是太聪明的人容易冲破牢笼。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是例证。社会发展,其实不需要暴风骤雨,需要的是细水长流。所以,假如机制完善,我认为忠厚老实、能力中上的华国锋做最高领导人,反而更容易与老百姓互动。华国锋的忠诚品质和民主作风更适合做一个代议制政府的官员。
  不管宠辱如何,华国锋毕竟登上过权力顶峰,也算干了一些有功社稷的大事。人不能占尽所有好处,也不可能都遇到他所适合的时代。逝者已矣,来着可追。华国锋同志安息吧。

 

2008年8月23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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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功过评说


星岛环球网 2008-09-01

 

  中国前党政军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病逝。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对他曾有著名的“你办事我放心”评价。
  不过在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讣告中,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套话,仅提到华国锋“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对他主持逮捕“四人帮”、结束文革等历史作用只字未提。
  在美国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宋永毅周三接受“中国丛谈”采访时表示,邓小平和后来的中共当局对华国锋这位“老实人”的对待是不公正的。宋永毅谈到他听到华国锋去世时的第一个反应:
  宋永毅:华国锋是个老实人。这是我听到他过世时的第一个感觉。当然也还有另外的感觉,那就是“老实”在中共的体制之内常常是和一定程度上的思想保守联系在一起的。但最突出的还是,华国锋是老实人。
  记者:毛泽东对华国锋最著名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那么“老实”是华国锋被选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吗?
  宋永毅:他被选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实际是,毛泽东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其它人可以选了。毛泽东对中共内各个派系的各种人都不放心。他需要选出一个人来摆平,至少是暂时摆平各个方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是,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非常大。毛泽东感到,他选择了林彪当接班人,结果却同林彪搞不拢。不但如此,还出现了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小舰队”要暗杀他的事件。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暗杀计划是否得到了林彪的首肯。因此,林彪那个派系的人毛泽东肯定是不会用了。
  那么当时中共内另一个大的派系就是周恩来、叶剑英那个派系。毛泽东对这个派系显然也不放心。
  因此毛泽东就想到在年轻人中培养接班人。于是,他就把江青、张春桥这个派系中的王洪文一下提了上来。然而,王洪文却十分不成器。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个料。
  王洪文跑到中央去之后,非但没能摆平各派,反而受到元老派的排挤。江青,张春桥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傀儡。这种结果使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内还剩下一个力量可以为毛泽东所用。这个派系不太大,都是一步步登上中共党内台阶的一些老干部,但在文革中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冲击。
  这些人就包括华国锋、吴德、陈锡联这样一批人。地方上还有如河南的刘建勋,还包括赵紫阳。毛泽东最终觉得这样一批人还是可以用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华国锋。就这样,在各个派系的斗争,权衡之间,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
  记者:如果说是在没有人可选的情况下选了华国锋,是不是这本身就决定了华国锋过渡性的这种命运呢?
  宋永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样。但也不能说这种情况百分之百决定了他的过渡命运。
  华国锋是个老实人,这是个关键。因为他老实,所以他失败了。
  华国锋当时掌握着8341部队。在军队里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如果华国锋不是个老实人,如果说他下个狠心,同汪东兴一起把一批中共元老抓起来,那说不定后来的第一把手还是华国锋。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至少有50%。不过华国锋老实,他不愿意这样做。
  另一方面,华国锋也缺乏宫廷政治斗争的经验。所以他听信了邓小平在他面前的许多许诺。
  按道理说,华国锋作为一个派系的代表上台做了第一把手,那么他下面的人,如陈锡联,汪东兴,吴德,吴桂贤,陈永贵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应该是他基本依仗的力量。
  然而情况却并不如此。华国锋并没有想到要照顾他那个派系中的人,他要做一个全民的领袖。结果邓小平就利用了他这一点。邓小平不断的对他说,你是英明领袖,我们一定会支持你。但汪东兴不行,陈锡联不行,某某某也不行。
  结果华国锋就听了党内元老们的话,把自己那些最主要要依靠的力量一个一个的搞下去了。当然,这样一来要把他搞掉就非常容易了。
  记者:您提到华国锋同中共元老派的关系。那么,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守。这两个“凡是”的提出是华国锋基于他对当时形势和力量的判断呢,还是出于他对毛泽东个人的敬仰、崇拜?
  宋永毅:这是华国锋为了维护他的政权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提出“两个凡是”。
  因为华国锋是靠毛泽东选拔他做第一副主席才上去的。他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对华国锋来说,比较好的能稳定政局的办法就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原来的那一套去做。然而有一点不要忘了,所有的平反,比如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刘少奇81人叛徒集团”的平反等等,都是华国锋最后宣布,华国锋最后签字的。
  也就是说,华国锋实际上也并没有坚持他所谓的“两个凡是”。而且,这两个“凡是”也不过是后人从他和汪东兴在某一次会议上发言中间抽出来的一段话。并不是说他发了一个什么文件宣布“两个凡是”成为共产党的施政大纲。根本就没有。
  记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后来对华国锋的处理,把他贬下台,使他一直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的境地,是不是也很不公平呢?
  宋永毅:当然是很不公平。而且对华国锋的很多评价,对他所做的很多事情的历史事实根本就没有澄清。
  华国锋本人实际一直是处于一种受控制的状态。他的处境当然要比赵紫阳好得多。但由于华国锋老实又比较保守,他不可能像赵紫阳那样找一个宗凤鸣把他后来的想法,他所经历的许多历史事实披露出来。
  我曾在北京访问过一个文革研究者。他是中共党内一个核心的文革研究者。他在七、八年之前曾访问过华国锋。向他询问有关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情。
  华国锋就谈到,当时他和汪东兴去找李先念,同李先念商量要他参与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这么一个宫廷政变。李先念听后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搞不成的话这可是杀头的事情。
  然而现在中国的所有历史都说,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情上是李先念帮了华国锋大忙。是李先念找了叶剑英等等。
  实际上当时叶剑英也不是主要的。华国锋和汪东兴是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人决定了以后才去找了叶剑英,叶剑英也表示了支持。
  中共现在对这些历史史实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美化元老派而完全把真实的历史掩盖了或颠倒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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